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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抗菌素耐药性(AMR)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全球影响

时间:2020-04-29 18:16:45 来源: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作者:佚名 []

  抗菌素耐药性(AMR)的急剧增加已成为最突出的全球威胁之一。2018年联合国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具有多重耐药性的人类感染将成为头号死亡原因,到2050年全球每年将有一千万人死于感染,超过癌症和车祸的死亡率。甚至最近的三次G20峰会也将抗菌素耐药性日益增长的威胁列入了议程。人们普遍认为,在动物尤其是畜牧业生产中使用抗菌素导致了抗菌素耐药性的出现,因为除了个别例外,现有的抗菌素物质同样使用于人类和兽医医学。因此,需要呼吁动物源食品生产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大多数是农民和兽医,来遏制抗菌素耐药性。首先,必须将抗生素治疗的需要最小化,尽可能谨慎地使用抗菌药物。只有密切监测抗生素的使用和分离的病原体的耐药性,才能遏制抗菌素耐药性在人类、动物和环境中的增长。发展可持续的畜牧业生产是一种道义责任,要尽可能保障动物健康状况,尽可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从而为子孙后代保持抗菌素药物的效力。

一、抗菌药物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传染病一直是人类久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1676年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发现小型生物或“微生物”,从而开启了细菌学的研究。传染病卫生和消毒的先驱,如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1818-1865)和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开始利用不断增长的疾病传染性的知识(见图1)。

  1800年代后期,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和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通过细菌和疾病在动物和人工介质中的传播,建立了单个细菌种类与疾病之间的联系。

  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开始研究染色的抗菌作用,这标志着现代抗菌化学疗法的开始。埃利希早期的兴趣是开发对组织进行组织学检查的染色剂,尤其是结核病的齐尔-尼尔森染色和革兰氏染色。他指出,有些染色剂对细菌是有毒的。1909年,埃利希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种以砷为基础的化学物质“Salvarsan”,它被证明能有效治疗梅毒,尽管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抗生素,但它可能是第一种真正的现代抗菌剂。

  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在1928年偶然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他意识到盘尼西林有很大的潜力,但在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可广泛使用的药物方面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在同一年,药理学家和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1898-1968)和在牛津工作的生物化学家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1906-1979)发表了一篇关于纯化技术的论文。这一突破最终导致盘尼西林在1945年得到有限的使用。毫无疑问,盘尼西林是救命稻草,但由于其生物半衰期短和生物利用度低,一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已逐步得到了解决。

  当弗莱明试图纯化青霉素时,在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1895-1964)的领导下,德国拜耳的科学家们跟随埃利希的引领探索染色的抗菌作用。1931年,磺胺与染色偶氮磺胺(dye Prontosil)结合使用能够有效治疗老鼠的链球菌感染。1933年,一名濒临葡萄球菌败血症死亡的男孩使用了这种药物,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1935年,研究人员意识到染色成分是不必要的,因为偶氮磺胺被代谢为磺胺,于是磺胺时代开始了。

  这些强有力的抗菌药物的发展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为此,格哈德·多马克于1939年获得诺贝尔奖,1945年亚历山大·弗莱明、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钱恩共同获得诺贝尔奖,1952年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链霉素的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

  非常有效的抗菌药物越来越多,这使得塞尔曼·瓦克斯曼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宣称:“我们将很快战胜细菌感染的威胁,生活在一个后感染时代”。然而,由于抗菌素耐药性(AMR)现象对我们治疗细菌感染的能力造成越来越大的风险,事后看来,这种乐观似乎为时过早。

二、抗菌素耐药性的历史和重要性

  自1937年引入第一批有效的抗菌素,即磺胺类药物以来,耐药性的出现阻碍了它们的治疗用途。磺胺抗性最初见于1930年代末期。1940年,在青霉素作为治疗药物引入的前几年,一种细菌青霉素酶被发现了。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945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说到,细菌能够形成对青霉素的抗药机制,尤其是当青霉素使用不恰当时。

  有抗生素与没有抗生素的世界

  图1:从对抗菌素作为对付细菌感染的成功武器的热情发展到对其不加控制的使用的批评 (Blaha, Th., 2014 )

  

  图1说明了对这些有价值的药物的巨大需求和由此产生的抗生素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及其充足的可获得性如何对其无节制的过度使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增加了,抗生素的不当使用暴露了环境的不利影响。自抗生素问世以来的60年来,数百万公吨的抗生素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用途。药物生产的改进提供了越来越便宜的化合物,这会鼓励非处方使用和标签外使用。最古老和最常用的抗生素的成本(可能)主要是在包装上。地球上充满了这些有毒物质,当然大大帮助了耐药菌株的选择。它们在整个生物圈的微生物种群中的分布是多年来人类对抗生素的使用不足、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产生的持续选择压力的结果。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的危害自然的情况;达尔文的选择和生存原则也许没有更好的例子了。并且,如果人类不能遏制这种发展,将会出现“后抗生素时代”。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年4月发布的关于抗菌素耐药性的第一份报告指出:“这一严重威胁不再是对未来的预测,它正在世界各地发生,有可能影响任何国家、任何年龄的任何人。抗生素耐药性—当细菌发生变化时,抗生素不再对需要治疗感染的人有效—现在是对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威胁”。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70多万人死于多种药物耐药细菌感染。

  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CDC)计算,仅2015年,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就有671689例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导致3311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医疗机构获得的。

  美国联邦卫生署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其“抗菌素耐药性威胁报告”中指出:美国每年发生280多万抗生素耐药感染,超过3.5万人因此死亡。

  所有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兽疫局以及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致认为,全球抗菌素耐药性的规模正在上升,迫切需要采取协调行动以遏制其危险的发展势头。

  为了能够了解和应对这种发展,有必要了解细菌如何对一种或多种抗菌素产生耐药性的机制。

三、 抗菌素耐药性的出现

  

(一)引起抗菌素耐药性的主要分子机制

  

  1. 药物失活或改变:例如, 由于产生β-内酰胺酶(β-lactamases),青霉素G用于某些青霉素耐药细菌时发生酶失活。

  2. 靶点或结合位点的改变:例如,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其他青霉素耐药菌中青霉素结合靶点的改变。另一种保护机制是核糖体保护蛋白。这些蛋白质保护细菌细胞不受以核糖体为目标抑制蛋白质合成的抗生素的影响。

  3. 代谢途径的改变:例如,一些耐磺胺细菌转向使用预先形成的叶酸,如哺乳动物细胞。因此,它们规避了磺胺类药物对叶酸合成途径的抑制作用。

  4. 减少药物积累:通过降低药物渗透性或增加药物在细胞表面的主动流出(泵出)。

  有些细菌天然对某些抗生素有抗药性;例如,由于β-内酰胺酶的存在,革兰氏阴性细菌对大多数β-内酰胺抗生素有耐药性。抗生素耐药性也可以通过基因突变或水平基因转移获得。水平基因转移最常见的机制是携带抗生素耐药基因的质粒通过结合在相同或不同种类的细菌之间转移,致使耐药性在一个种类中快速传播。

  

(二)导致抗菌素耐药性在全世界日益蔓延的流行病学机制

  如上所述,抗菌素耐药性机制属于微生物的“生存策略”,是针对抗菌药物的使用而产生的。然而,抗菌药物不仅造成了抗菌素耐药性,而且还导致抗菌素耐药性的日益蔓延。每次使用抗菌物质都会产生一种进化压力(更好的说法是:选择压力)。易感细菌的死亡或衰弱总是为那些不受阻碍的耐药细菌提供巨大的优势。因此,没有办法预防抗菌素耐药性。即使是最适当的使用抗生素也会加剧抗菌素耐药性。然而,根据“谨慎使用”的一般规则使用抗生素可以延缓抗菌素耐药性的出现。“谨慎使用”要求抗生素只能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使用,并且只能开到必需的量。

  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和抗生素耐药性在人类和兽医医学中出现的进一步原因包括:

  · 自1950年代以来,全球平价抗菌素的供应日益增加。

  · 世界各地的病人(人类医学)和动物主人(兽医医学)对抗生素超过必要数量的迫切需求。

  · 在许多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销售不受管控,可以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从柜台获得抗生素,使抗生素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使用。

  · 在牲畜饲料中低剂量添加抗生素以促进生长和所谓的预防目的是许多工业化国家公认的做法,并且已知会导致耐药性的增加。

  · 在制药过程中,不适当的废水处理会释放大量抗生素进入环境。

  其他(间接)扩大抗菌素耐药性全球传播的主要原因包括:

  · 可能携带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的人员在短时间内的全球流动急剧增加。

  · 全球动物、植物以及动物食品和产品的巨量国际贸易可能受到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的污染。

(三)畜牧业生产中抗菌药物的使用和抗菌素耐药性及其对人类医学的影响

  如上所述,任何抗菌物质的使用都会引发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的分子机制变化和细菌种群动态的变化,因为选择压力给予耐药细菌巨大的优势,它导致耐药菌株的过度繁殖。这一普遍机制在人类医学和兽医学上是相同的。显然,某些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池优先在人群(医院、寄养家庭、私人家庭使用抗生素等)或动物群(牲畜、宠物和野生动物)中循环。然而,由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多种直接和间接接触(照顾动物、用动物生产食物、动物源食物),在人药细菌池和兽药细菌池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和抗菌基因交换。

  图2:人类和动物抗菌素耐药池的多维交换 (EFFORT, 2018)

图2说明,除了这些池之间的直接交换外,分隔的环境同样受到人类和动物抗菌素耐药性源污染,对这种交换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是人类医学对抗菌素耐药性最广为人知的贡献之一。几十年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人群中的传播已经被确认:那些与医院有联系的(=医院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haMRSA)和那些在一般社会中偶尔发生的(=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aMRSA)是已知的。然而在21世纪初期,发现了一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克隆株 (CC 398),该株主要在猪群、牛群和家禽中传播,即与畜禽相关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laMRSA)。

  在之后的几年中,畜禽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laMRSA)生态学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被估计如下:与家畜有直接接触的人(农民和兽医)有较高的被laMRSA鼻部污染的风险。这些人在接受如髋关节置换等手术后,存在一定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风险。此外,他们作为患者和访客,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进入医院和寄养家庭的潜在携带者,从而促进了人类医学中抗菌素耐药性的增加。

  另一个多药耐药细菌的例子是产生广谱β-内酰胺酶(ESBL)的肠杆菌科,会将其抗性基因传播到环境中。针对畜禽广谱β-内酰胺酶的治疗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尚不明确。然而,对畜禽使用抗菌药物无疑会增加耐药细菌的传播,尤其是增加耐药基因进入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人群,例如通过受污染的食品。结果导致在医院和寄养家庭中引入产生广谱β-内酰胺酶的细菌的可能性增加,对人类医学造成风险,如图2所示。

  对畜禽使用抗菌药物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导致在世界上一些地方禁止使用抗菌生长促进剂,例如本世纪初的欧洲联盟。这一做法已在许多国家产生了监测和减少畜牧业抗菌剂用量的法律努力和项目。

  可以概括为:在使用抗生素的领域,尤其是在畜牧业中,引发和扩大抗菌素耐药性的多种因素要求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解决方法,需要依照“同一世界,同一健康”(One World – One Healt)的范例,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动员各个利益相关方协同努力。

四、“同一健康”理念和抗菌素耐药性

  “同一健康”的理念认可人类健康与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同一健康”方法的特点是协调医师、兽医、生态学家和其他人的活动,监测和控制公共卫生威胁,了解疾病如何在人、动物及环境中传播。

  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类健康是如何与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例如,有些疾病可以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这些疾病被称为人畜共患病。比如:狂犬病、沙门氏菌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热和Q热(贝氏柯克斯体,Coxiella burnetii)。然而,动物人之间传播并不只有疾病还有耐抗菌药物的细菌,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产生广谱 ?-内酰胺酶(ESBL)肠杆菌科,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VRE)和许多其他多药耐药 (MDR) 病原体。抗生素可以触发交叉耐药的生化机制,细菌可以与同一种类的其他细菌共享其“染性”耐药基因,也可以与其他细菌种类的细菌共享其“染性”耐药基因。

  “同一健康”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近年来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是由于抗菌素耐药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和稳步增长。这是减少抗菌素耐药性的所有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行动计划和政策的基础。

  

五、减少畜牧业生产中抗菌素的使用

  早在1969年,英国政府的“斯万报告”(Swann Report,正式名称为畜牧业和兽医学抗生素使用联合委员会,由M. M. Swann博士领导)就提出,多药耐药细菌的上升率是由兽医使用引起的。因此,虽然抗菌素耐药性的增长速度缓慢,但越来越多的医生、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专业人士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大约30年后的199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主办了两场关于 “兽医使用抗生素对人类医学的影响” 的国际研讨会。这些出版物和科学会议的结果是在人类和兽医医学中谨慎使用抗生素概念的发展,其重点是以对目标病原体功效最大,同时最小限度地刺激耐药细菌的发展和传播的方式在人类和动物中使用抗生素。选择 “正确的”抗菌物质以满足谨慎使用标准的最重要手段是在治疗前进行实验室“耐药性试验”,以确定引起感染的细菌的易感性。

  多年来,人们认为谨慎使用的原则能够遏制抗菌素耐药性问题。然而,尽管提出了谨慎使用的概念,抗菌素耐药性问题依然日益严重。随着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产生广谱?-内酰胺酶(ESBL)的肠杆菌科以及其他耐多药机会致病菌的出现,世界认识到,仅仅关注目标病原体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是目标致病细菌,而且所有使用抗生素治疗的人和动物体内及体上的细菌都暴露在3.2节所述的选择压力下。这引发了全世界的理解:除了谨慎使用抗生素外,还需要大量减少对人和动物使用抗生素,以降低促进耐药细菌增殖和耐药基因传播的选择压力。

  2015年5月第68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首个抗菌素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以应对抗菌素耐药性问题。随后,国际兽疫局(OIE)于2016年底发布了首份关于动物抗菌药物使用的年度报告:“更好地了解全球形势”。在全球行动计划的框架下,国际兽疫局、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牵头建立了一个动物抗菌剂使用情况的全球数据库。国际兽疫局的合作伙伴承认这一成就是全球遏制抗菌素耐药性努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5年10月,欧洲联盟(EU)在经合组织(OECD)“畜牧业抗菌药物使用的经济学和抗菌素耐药性发展”研讨会上发布了欧盟抗击抗菌素耐药性战略。该战略内容包括,欧洲药物管理局(EMA)监测欧盟成员国每个动物单位的抗菌药物估计用量。兽用抗菌药物的销售总量换算为30个欧洲国家每个国家食用动物基地以毫克/ PCU(人口校正单位population correction unit)计量的差异巨大,从挪威和瑞典 10毫克/ PCU,到塞浦路斯和西班牙 350毫克/ PCU(见图3)。这类信息对识别导致抗菌素耐药性在动物中发展和传播的可能的风险因素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几个国家,如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奥地利和德国采取了减量计划。

  

  图3:2016年30个欧洲国家每个动物单位的畜牧业生产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比较 (以生产纠正单位衡量)

  

  在德国,减少畜牧业生产中抗生素使用的方法是在2014年发布德国药品立法第16次修正案,强制对全国畜禽抗菌药物的使用进行监测。监测的原则是,每个农民必须定期将其畜禽中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输入数据库。因此,德国有所有猪群和家禽中每只动物使用抗菌药物的持续记录。所采用的方法为动物治疗频率(ATF),其计算公式如下:

  因此,ATF是统计在过去6个月里,畜群中有问题的所有动物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天数。ATF数值在0到60多之间。对所有猪群和家禽群ATF值的连续记录形成了一个数据库,每6个月根据当前的6个月ATF数据报告猪群和家禽群的分布情况。图4展示了德国猪群在特定时间点按照其ATF数据的典型分布。每一列包含具有相同ATF的农场。在数据库中,农场使用农场代码进行匿名化,但每个农民知道自己的ATF。

  

  图4:德国猪群的ATF从0到 90的分布

  

  那些ATF在曲线第四分位(=曲线的红色部分)的农民需要开始实施减少使用抗生素的措施,并向兽医管理局写报告说明他们如何计划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减少每只动物的抗菌药物使用量。如果一段时间后用量没有减少,兽医当局将拜访农户,并实行减少抗生素使用的规定,下令(非抗生素)措施,以改善动物健康。

  这一德国国家项目2014年才开始,其效果是,德国全国畜牧业使用的抗菌药物数量已显著减少57%(见图5)。

  图5:德国畜每年使用的抗菌物质数量,单位:

  

  当然,减量将会趋于稳定,因为任何动物管理员都有道德义务在严重细菌感染时对动物进行治疗,这意味着,当只有真正需要治疗的动物受到治疗时,减量会变缓。只有通过显著改善动物健康状况,特别是细菌感染的频率,通过提高生物安全和卫生状况,最大限度地降低传染病风险,才能进一步减少在畜禽中使用抗菌药物。

  北欧国家(挪威、瑞典和芬兰)畜牧业抗生素使用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事实证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用于全球畜牧业生产的大量抗菌素药物具有巨大的潜力,一些欧洲国家(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和奥地利)已经成功地将抗菌药物在农场动物中的使用降低了60%。

  然而,在畜牧业生产中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永远不会导致不使用,因为大多数细菌性疾病,特别是由机会致病菌引起的疾病是无法根除的,受感染的动物应该得到抗生素治疗。因此,需要采取额外的管理措施,使抗菌素的必要使用尽可能谨慎(参看章节3.2 , 5和6)。

六、实施抗菌药物管理原则

  提醒:任何将抗菌素用于治疗受感染的人和动物以及用于其他目的的行为都会触发抗菌素分子耐药机制和流行病学选择压力。然而,选择抗菌药物的类型、剂量和施用时长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耐药机制和选择压力是得到促进还是被抑制。在需要抗生素时将抗菌素耐药性最小化的措施被称为“抗菌素管理”。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极其重要抗菌素分类(CIA)

  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抗菌素是产生抗菌素耐药细菌的重要来源,可通过食物链传播给人类。改进食用动物抗菌素使用的管理,特别是减少对人类医学至关重要的抗菌素的使用,是维护抗菌素对人类的益处的重要一步。世界卫生组织已制定并使用标准,根据抗菌素在人类医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对抗菌素进行排名。临床医生、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制定对食用动物使用抗菌素的风险管理战略时可以使用这一排名。使用清单将有助于保持现有抗菌素的有效性。

  2005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第一届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类健康极其重要的抗菌素”专家会议,制定了首个世界卫生组织极其重要抗菌素(CIA)清单。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审议了人类医学中使用的所有抗菌素类别清单,并根据会议期间制定的两项标准将抗菌素分为极其重要、高度重要和重要三组:

  标准1 (C1):该类抗菌素是治疗人类严重细菌感染的唯一或有限的可用疗法之一

  标准2 (C2):该类抗菌素用于治疗由以下两种原因引起的人类感染:(1)可能从非人类来源传播给人类的细菌,或(2)可能从非人类来源获得耐药基因的细菌。根据这两个标准,世卫组织的三组抗菌物质是:

  对人类医学极其重要 = 同时满足C1和C2的抗菌素;

  对人类医学高度重要 = 满足C1或C2的抗菌素;

  对人类医学重要 = 既不满足C1也不满足C2的人用抗菌素。

  尽管世卫组织以重要性排序的三个分组的意图比较复杂,但是抗菌素三个组别用于畜禽的一般含义是:

  a) 尽可能在农场动物中使用重要的抗菌素;

  b) 仅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使用高度重要的抗菌素;

  c) 完全避免使用极其重要的抗菌素。

  遵守谨慎使用抗菌素的规则和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极其重要抗菌素分类的意图是抗菌素管理最重要的内容。但是,还有其他减少抗菌素耐药性风险的尝试,如开发封闭的所谓“无药”生产链,用于生产标有“不使用抗生素生产”的食品。

  

  

(二)建立“无药”畜牧业生产链

  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个别食品产业公司发现了通过提供“无药”食品来吸引消费者的机会。特别是在美国(如食品连锁店“Chipotle”和快餐连锁店“Subway”),但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如Sunjin Bridge Lab, Harim),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提供“良心食品”,吸引注重可持续性、动物福利和食物中不含抗生素的消费者(参见图6和7)。

  图6和图7为中德农业中心专家Blaha教授度假时拍摄的照片

  为了满足动物福利的需求,这些生产链中受到感染需要抗菌素治疗的动物,必须进行治疗(然后从“无药”生产线上移除,在常规生产线上使用)。将动物留在健康的环境中,使那些没有受过抗菌素治疗的动物获得更高的价格,这一动机有助于实现减少任何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的总体目标。

  这种向具有“可持续性”、“对动物友好”、“无”等特点的食品发展的趋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国际食品贸易产生影响。

  

七、建议

  已经提到的全球抗菌素耐药性行动计划 (2015) 指出: 抗菌素耐药性正在世界各地出现,削弱了我们治疗传染病的能力。这一全球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确保使用有效和安全的药物成功地治疗和预防传染病,这些药物有质量保证,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并且所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球行动计划提出了五项战略目标:

  ? 提高对抗菌素耐药性的意识和认识;

  ? 通过监测和研究强化知识;

  ? 减少感染的发生率,以减少抗菌素的必要使用;

  ? 优化抗菌药物的使用(抗菌药物管理);

  ? 制定考虑到所有国家需求的可持续投资的经济方案,并增加对新药、诊断工具、疫苗和其他干预手段的投资。

  联合国提出的这些非常普遍的建议需要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大量有针对性的行动。

  建议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通过中德农业中心(DCZ)与中国相关机构进行对话,探讨这一日益重要的课题。将这篇基础研究和介绍翻译成中文,可以作为这一对话的基础和第一步。

  (中德农业中心专家Blaha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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